人生的成长路上，总是需要贵人帮扶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习近平遇到的贵人！

一、延川县委书记申昜

   原中共延安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申昜习近平和申昜（右二）在一起   

   申昜同志系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1926年3月出生，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安塞县委副书记、志丹县委书记、延安县县长、富县县委书记，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延安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组长、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地委委员、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1991年1月离职休养。2011年6月16日凌晨5时不幸在延安逝世，享年86岁。

 说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政治生涯的第一站，就是当年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的梁家河插队那段历史，就不得不提到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习近平的入党和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都与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有着直接的连系。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七年，这七年，他的确吃了不少苦，是相当不容易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也的确遇到了一位好县委书记申昜。这七年，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平平常常的七年，但对于扎根于黄土高原穷山沟的习近平来说，在那厚厚的、纯朴的黄土地上经过七年的艰苦磨练，对他的品格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在那样的环境下，遇到这么一位好书记，的确是很幸运的，起码具备了地利、人和，天时也就跟着来了。

 申昜是工农干部，朴实，踏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这一批从北京到延川插队的知识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们对当地建设的各种想法。老书记常说，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习近平在《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近期热文：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明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

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他们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解决山区照明做饭的电源的成功经验应该是四川。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不仅是一次全县的组织活动，更是一次向四川学习，回来后在全县推广的科技活动。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昜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申昜认为学习用沼气发电，是个有科技含量的技术，当地干部的水平不如北京知青，习近平虽然年青，但干活不惜力，工作有办法，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通过自修）和实践能力，能带领全县完成学习任务。

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打了三个坝，两口大井。在陕北农村，尤其是山乡，打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习近平带领老乡在每个山沟里筑起一道大坝，挡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庄稼。梁家河大队的沼气池是延川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发出来的电解决了大队做饭和照明的问题。像这样的沼气池，习近平带领老乡，共建了42个。

习近平要离开了陕北要去上大学，临走前专程去申昜家里告别，申昜的老伴做了一碗家里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红烧肉款待他。

申昜给习近平的叮嘱：“第一，回北京路过洛阳，先去看一下你父亲，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第二，告诉你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和你一样，也是南梁的后代，我相信南梁的人不会反党，你父亲不会反党。（申昜的父亲申世梁和他的另外两位叔父都是习仲勋、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并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第三，我不送（推荐）你上大学，心里过不去，对不住南梁人！”。 

习近平离开延川后，一直与申昜一家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不忘寄贺卡、打电话、捎礼物。习近平在宁德、厦门、福州及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间，多次邀请申昜和子女前去，并在家里设宴。有一次，申昜到了北京，习近平特意请申昜到家里和父亲习仲勋见了面。习近平每逢过年，都要寄张贺年卡给老书记申昜。2001年1月申延生陪同父亲一起去福建，习近平重提申昜当年叮嘱，还念念不忘申昜老伴给他做的红烧肉。2011年，申昜去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致电慰问并敬献花圈，“申昜同志永垂不巧，习近平敬挽”。

在延安，申昜在各级干部和普通群众中的口碑非常好，都赞扬他的人品好、办事能力强。想不到的是，他这一辈子，不经意的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历史选择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为一个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走完了第一里程，简直是个历史的传奇。实际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无私加上一颗平常心。用梁家河农民的话说是“君子之交”，可见黄土地的人情魅力。

党政领导名录：

申昜担任延川县委书记期间，知识青年工作在整个延安地区是重中之重，中央和省委对申昜抓知识青年的工作给予过高度评价和表扬。他抓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方面业绩很突出，培育出了许多全国有名的先进典型，习近平办沼气站，就是其中一例。

发展一个知情入党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的确是小事一桩，似乎不值得一提。可发展对象是习近平，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气氛中，就不那么简单了，对一个县委书记的压力和风险不能算小。申昜不管这些，可以说政策水平高，可以说是高尚的情感给了他动力。有“南梁”情结，有陕北人的质朴情感“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很像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一位老人保护一个年轻战士。

1974年文安驿团代会代表合影，后排右四为习近平

文革时期的延川县城

党政领导名录：

二、县委书记雷增寿

前排居中为雷增寿

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需要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

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 1975年，由于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习近平被农民群众推荐上大学。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审查中。主管大学招生的县委副书记雷增寿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拖拉机厂发政审调查函，得到的回复是“习仲勋的问题影响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雷增寿认为，习仲勋是西北地区最早参加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人民对他的感情。父亲的审查不该连累儿子，习近平的表现延川人有目共睹，他插队的表现，入党后的能力，在全县大队书记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父亲的审查上不了大学，这不公平。于是，雷增寿一锤定音：“同意他上学。” 1975年8月，在当地老乡的推荐和县委的支持下，习近平带着两箱子书，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政治局常委人生历程：

三：北京清华附中知青、团县委书记陶海粟

在同一篇文章中，习近平还写到：我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这个团县委书记就是陶海粟。

他1969年1月插队延川县。1973年任张家河公社党委书记。在任期间，身先士卒，带头苦干，忠心耿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他被称为张家河永远的公社书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干了不平凡的事情。

陕西著名作家谷溪在《关于一张照片的回忆》中写道：陶海粟也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才生（高中）。1973年他已成为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他对习近平非常关心。他抽调习近平为“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进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村。陶任队长，习为队员，陶是挂名，习是长驻。

       陶海粟给我说过，有一回他去赵家河，见习近平正翻修一个旧厕所，陶说：“这活太脏，你干不了。”习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 2013年1月6日，我接通了陶海粟在美国的电话。他说，舒展说的这张照片，是他珍藏多年的一张照片。他曾用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据陶海粟回忆，这张照片是1973年在延川县革委会二排的那道矮墙前拍的。左一是雷平生，现为北京协和医院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右一是雷榕生，现为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主任，他俩是亲兄弟，是前总参作战部长雷英夫的儿子，他们和习近平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在梁家河插队时同住一个窑洞。那年，三人一块进城办事，留下了这张照片。

陶海粟因其仁重耿直自带威严。赵家河大队的老人说，当年陕北有文化者少之，县里因其品行端正，有文化而善思，故其思想政治觉悟为知青中出类拔萃者。当年插队之时曾与习近平来村中进行“路线教育”，都是好娃娃。

10万+文章：

下面是两篇回忆陶海粟的文章

延川县张家河人民心中永远的公社书记

——关于北京知青原延川县张家河公社书记陶海粟的记忆

陶海粟（右1）在陕西延川县第三次团代会主席台上

记得在上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春，曾经有二万八千多名北京的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但张家河公社离延川城远，交通不便，没有分派到北京知青，没有早期接触知青。但不到半年时间，便有知青不分韭菜麦苗，不会走山路、不会做饭、知青打群架、偷吃鸡等传闻充耳，知青在人们心中没有留下好的印象。 

   到了一九七一年，公社的各单位陆续安排了一批北京知青，记得银行有一个男的，叫胡宝升，长得白白胖胖，很文静；供销社分来一对恋人，男的叫孙永康，女的叫骆玉兰，对人既有礼貌，极和蔼。粮站有一个男的，叫宋家驹，对人和善，很能吃苦。会唱京剧，只是有个口头禅“我操”，听起来有些别扭。从此人们才对北京知青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新的认识。

   陶海粟被分配我们公社当书记，大约是一九七三年的后半年，那时我还在上高中，无缘结识陶海粟，大约是这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前后的一天，正下着连阴雨，下午时分，我正在教室里看书，有同学进来说，她刚从街上回校，你们张家河公社的农民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在公社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带领下进城背化肥了，县委大院的墙上，还贴了许多大批判大字报。我一愣，这可是个大举动啊，尽管那时经常有大的游行活动，但都是学校学生、机关干部，这么多农民进城在一个小县城绝对是一大新闻、一大震撼。我便很快跑出教室，来到街上，街上已没有人了，十字街头、县委大院，墙上的大字报被雨淋湿了，显得好像墨迹未干的样子。一打问，知道他们已去了农副公司去搬化肥去了。

   我赶到农副公司大院，分配给各队的化肥有的背、有的挑，陆续有离开的队，还有的正在分配着，找到我们村上的人，他们告诉我，站在化肥垛子上，披一件雨衣，斜背着挎包的人便是陶海粟书记。我这才仔细打量着这位传奇式的北京知青书记。

   瘦高的个子，宽宽的睿智的额头上，一缕缕被雨水淋湿的头发贴在上面，白皙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下巴滴着从脸上流下的雨水，不时用手一抹，用力一甩，又继续忙碌着。我没有靠近他，但我的心被他深深地感动着。是啊，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正是十二气节中的白露，农谚讲小麦播种“白露前三天不早，后三天不迟”，但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化肥运不到公社，小麦播种就会误期，一年的庄稼，两年的性命，尽管是老天不作美，可这样与天斗，与地斗，心系人民疾苦的公社书记在张家河公社的历史上还是不多有的，更何况体现在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北京知青身上，我暗暗对这位知青书记油然起敬。

   我真正接触陶海粟书记是一九七五年夏天，这一年的麦收季节，刚刚过罢端午节，紧张的麦收就拉开了序幕，由于地区、县上、公社的钢厂、水利、公路等建设抽调民工较多，山里收麦的多数是妇女、老人，公社把各机关干部都分派到各队收麦，连供销社医院都是前半天劳动后半天上班，或者是留两个值班，其他全部下乡割麦。我们学校也放了两星期忙假，这期间，陶书记带着理论专干张世辉，另一个对农村地方工作较有经验的康云富来到了我们村上，三个人住了有半个月时间，就和我同睡在一条炕上。他天不亮就起床，带上草帽、镰刀，一只军用水壶，扛一根扁担到村口敲响常是队长敲的上工钟声，就上山了，早饭派到谁家就在山里随谁家吃。中午收工时，总是拣最大的麦捆担。几天下来，群众见他实在太劳累，肩膀却都压肿了，就让他担专给妇女和老人小孩捆的小捆，他就是不肯，说他怎么也算一位壮劳力，应该担大捆，有专捆麦子的大叔就说他也是小孩，他憨憨地笑着辩解自己不是小孩，这位大叔就说：“我们陕北把没有结婚的都叫小孩，所以你只能担小捆。”边说边给他关了两捆小捆，只见他扶了一下因汗水下滑到鼻尖的近视镜，腼腆地摇着头笑着，才极不情愿地担起这位大叔给他管好的麦捆。 

因那天中午的饭在我们家，故收工时我有意等他，好一块回村吃午饭，发生这一切我都在场。足够五华里的山路，尽管是一路下山，我担着麦走在他后面，看见他白衬衫的后背全都被汗水浸湿了，那换肩时的吃力样子及因肩膀痛、牙痛倒吸凉气的“咝——咝”的声音不时发出，我从心底里发誓应该向他学习。

回到场里，因为北边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可能会有一场雷雨出现，队长喊话让妇女们回家做午饭，男劳力都留下垛麦子。陶书记又加入到垛麦子的行列中，麦垛子越垛越高，他便学着社员们的样子，用扁担扎起一捆麦子，高高举起用力一送，让麦垛上的人接住。我母亲喊了几次让吃饭，我反复劝说，他总是说垛完了和大伙一起吃，就是不肯提前离开。

中午吃饭时，他就盘着腿坐在我家前炕上，刚挑起一筷子面送入口中，只见他急忙将碗放在窗台上，两手捂住右边的腮帮子，豆子大的泪珠穿过眼镜淌到嘴角，我才记起他牙痛。我从没有牙痛过，但我知道“牙痛不算病，痛起来能要命”的俗话，可我们一家人束手无策，家里又没有现成的药。他强咽下口里的面，让我找一把上鞋的锥子，我一时不知他要何用，找了锥子递给他，只见他拿锥子插进牙缝里，咬紧牙，闭上眼，用力地撬着这颗痛着的牙，看着他如此的举动，我们都不忍心看下去，仿佛我的牙也在剧烈地钻心地痛。大约过了有十分钟，牙似乎痛得好些了，还是那碗面凉了，他囫囵吞咽下了这碗面，说什么也不再吃了，给我家盘子里放了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我们怎能收这钱呢？但一家人互相看着，谁也说不出要说的话。他走后，我拿起那把带着血迹已撬成挠钩的锥子，母亲只是一个劲念叨，可真是个好娃娃。

 一九七六年春，我调入了公社所在地的张家河中学任教。放寒假时，公社为了配合农田基建，大搞积肥运动，教师都派往各村蹲点抓积肥。我被分到张家河村，因为村上没有公窑，我就住在教育专干王育才（我的老师）办公室里。

当天晚上，王老师问我知道为什么把我分到张家河村的原因，我说不知道，他便告诉我，张家河是公社所在队，在陶书记的眼皮底下，年龄大的、有经验的教师情知陶书记工作认真，难交差，没人愿在张家河，故只好把我这个他的学生留下。这一说我也受了熬煎。直到半夜还是睡不着，老想如何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和社员们在给医院下面地里担送垃圾肥，被派在东村队里一个姓高的老师骑着自行车，看见我就停下来批评我：“你担什么肥？派下来让你抓工作，又不是缺你一个劳力？”他有意把“抓”字说得很重，并用手作抓的动作。我不解地问怎个才是抓，他便给我说了工地上书写大幅标语、什么语录到工地、红旗到工地、吃饭在工地、什么成立老愚公战斗队，铁姑娘突击队、大批判、赛诗会等一大堆，并说他就是来供销社扯布做红旗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临走还神秘地一笑，说：“你就等着挨批评吧！”

尽管我不欣赏这套形式主义的做法，可仔细一想，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便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放下担子，朝公社大院走去，想去问问老郭（郭迎春），他是个实在人，我信他的。一进大院，老郭正好在，我说了来意，他告诉我：“陶海粟这人不爱搞形式，你不要听别人瞎说，张家河村有他的优势，单位多，肥源广，你把肥的质量关把好，不要搞黄土搬家，踏踏实实干，你受不了批评。”这一席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就又回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担肥。陶海粟这段时间屁股上生了一个大疮，走路拄一根棍子，披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踉跄着一瘸一拐地在医院打完针，总要到积肥的地点来，不顾群众的劝说，把棍子和大衣丢下，铲肥往筐里装，或者到地里指点着倒肥，一平米一堆，严格地用他的棍子量，真到下午吃饭的时候才离开。

过了有四五天，他让在广播上通知所有下乡蹲点的干部和教师都到分片指定地点汇报积肥情况。我们川道片就在公社。在会上，下到东村的那个姓高的老师汇报了如何如何抓积肥，陶当时不记得去了哪个片，不在会场，由公社的一位主任主持，听完汇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表扬了高老师的工作做得扎实，积肥工作动作大，进度快，并决定于第二天各下队干部带所下队的队长在东村召开积肥运动现场会，早饭备在东村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张家河队长鲁春云安排好当天的任务后一同去东村参加现场会，我们没有走大路，抄近路从庙沟进入，一爬上塬，地里尽是破庙里的泥胚、破砖烂瓦，不要说没肥效，这连地都不能种了，再往上坪里走，也尽是黄土搬家，我暗暗为这个现场会担心起来。等我们赶到东村小学的圪崂院子时，川道片的现场会人员都到齐了，都蹲在院子里吃河捞。高老师询问我看见陶书记了没有，我告诉他陶早走了，没有和我们同行，也便吃起了饭。

过了有吃一碗饭的功夫，二、三十个人正笑语喧哗，在窑洞里边吃饭边交谈取笑时，有人喊：“高老师，陶书记叫你哩！”大家都端着碗从窑里出来，只见陶披着大衣，拄着棍子，站在脑畔上。高喊叫让他下来吃河捞，陶书记厉声吼道：“高XX，你他妈给我上来，还给老子吃河捞，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从声音、语气及用棍子在地上一个劲戳点的举动，一院子的人都愣住了，谁也不曾见过这位平时腼腆、和善、客气、平易近人的书记，会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原来陶早已把所有地块都看了一遍。

这时我再看这位刚才还一脸自豪一脸笑的高老师，脸色煞白地抽搐着，不知是在哭还是在笑，极难看。这时陶书记似乎冷静了些，他让大家别吃了，随他到地里逐块看。每走一块，他都要用手里的棍子敲着“肥堆”骂两句“你他妈的”，高老师和村上的队长心知自己无理，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我在想，高老师在糊弄，生产队长种了几十年地不会不懂吧，一个当初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的知青都不能容忍的事，全村几百人怎就跟着自己欺骗自己呢？怎就干这劳民伤财的事呢？

 当天晚上，公社在有线广播上开了积肥阶段总结会，陶书记批评了东村的做法，批评了公社一些领导的工作浮夸不实，高在广播上做了检查，并让限期清理地里的泥胚、破砖烂瓦，弄不好不让回家过年。

到一九七七年春高考制度恢复后，陶海粟书记正在抓张家河川道的改河工程，无暇顾及复习考试，但这时他可能已经决定了要考试。这期间他下乡开会劳动之余，晚上抽空复习。记得有一次到我们村上，我们又一次睡到了一条炕上，我一觉睡醒来，只见他还在煤油灯下演算数学。七八年他顺利地以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消息传来，人们既高兴又惋惜，从个人前途看这是好事，从工作感情论，这是一大损失遗憾。尽管陶书记走后的几任公社书记也都很出色，但在个人能力、工作作风等诸多方面，群众总要把他们和陶相比一番，品评对比一番。

到了一九八三年，陶海粟同志在中央政研室时，回来过一次，我没有亲见，还曾到过我们北村，他们说陶还是那么随意、和蔼可亲，那么朴实近人，村干部的名字都没忘，一点都没变，无论碰到谁家小孩，就让嘴张开，给放一颗糖豆……还有人说他从县城坐车到张家河时，车到柏树哇他就下车了，一路步行，查看着他领导栽下的行道白杨树，河道柳树，改河造的地里的庄稼，一道川二十华里路，他看不够问不完。

 二0一0年夏秋之交，我偶然碰到原公社文书冯世昌，他给我说陶海粟前一段回来过，领着他儿子，拍了许多照片，并约见了他和老郭。是啊，我见陶海粟从一九七八年至今三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他也应该已过花甲之年了，尽管他可能不记得我了，当初那个北村的民小教师，尽管他后来的路听说并不平坦，但这绝不是他的能力水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品德操守的问题。至今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还对他睡冷炕、天天冰窟里洗脸的事记忆犹新，并用他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爽快干练、敢作敢为、平易近人的一个个故事来教育儿女后代，他就是张家河人民心中永远的公社书记。

心中的楷模：北京知青陶海粟

张家河公社欢送公社书记陶海粟（二排左7）上北京大学留念

一个值得心中常念叨的人才是最可爱可敬的人。陶海粟老兄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陶海粟先生是位北京知青。1969年1月插队延川县。1973年到我们张家河公社任党委书记。1973年我高中毕业之后，1974年初到公社当线务员，当时我17岁，我记得陶书记26-27岁，长我10岁左右吧。时间啊不能算也不敢算，现在想来老兄也是60大几的人啦。趁假期之际，我想为他说上几句知心话，以表达我数十年来的挚爱和心声。
在我的记忆里他样样是我的表率和楷模。
        一是他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这也许是来自名门之后、也许是来自名校教育，也许是来自于自身的觉悟。我记得他好像是高一就插队，但在当公社书记之时，不仅学报刊，还学习马列原著，他不仅自己下功夫学，有时候还组织大家一起学，这是我至今从未见到和听到的一位公社书记的眼光和境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相对较差的情况下，真正是在石窑洞里、煤油灯下自学自悟，刻苦自我修炼。我要感谢的是他爱学习，我也爱学习，一晚需花费公家的一灯油，估计四两左右。他比我忙，所以我的学习时间和机会比他多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造就了其远大的理想和报复，他的气场和理想是远大的。我深信他不会长期当个公社书记。但他有一点做的令人敬佩，就是网上传的陶海粟是张家河人民心中永远的公社书记。我想正是他的实践为中国公社书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道德标准，久远的形象。
       二是身先士卒，带头苦干实干。真抓实干不是他的口号，也不是他的纲领，这是他的工作常态和习惯。他用身心验证了优秀是种习惯的名言。在机关帮助炊事员拉水是常态，在机关自己的农田基建工地干活更是身先士卒，我们公社自己也搞了个沼气池示范，他抽空就去帮忙；在农村下乡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脏活、累活样样实干，他想指挥别人干的行动自己带头先干。个人威望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宣传出来的，是他的个人率先奋斗带出来的。“给我上”不如“跟我上”，这就是陶海粟书记的形象。许多异议和争议也是通过真抓实干逐步形成共识的，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三农工作，量大面宽，一系列的改天换地的大工程、大会战时期，要把大量的干部和农民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实属不易，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了数百年的传统农业改造，为当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为官一方，造福百年；陶海粟当年的决策和行动，如果今天再去搞一个后评估，也许意义更加重大，可能超出他本人原来的朴素设想，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专家评价。去年我又回了一趟老家，顺便考察了一下我走后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川道治理工程令人兴奋、令人感慨。山水有灵，精神不朽。
       三是忠诚、耿直的心地和作风。忠诚组织上的信任与委派，心底无私的执行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他北京有留守的妈妈，自己又单身一人，生活全部自理，吃饭上大灶，洗衣自己揉，一次我发现他捉身上的寄生虫时，我好难过啊；深处黄土高原，没有洗澡条件，没有人心疼，没有人帮忙。每月38.5元的工资，操着近万人的心。人人都有妈妈，人人都有儿子，儿子顾不上照顾妈妈，妈妈没有条件看护自己的儿子。人之情、人之性，与心难忍。我有幸给他当过一次兵，他就是我心灵中的老兄。1976年是在他的主持下我顺利入党，并积极推荐我入学深造，当时县上分配到我们公社两个名额，事实上县上已经有2人内定，但正是陶书记的耿直、正直，坚持不变我是公社推荐的第一名序，好大的难题，好复杂的社会，正是陶书记的个人威望和坚持，县上不得不又给我们公社调剂了一个名额，至于专业选择只能是听天由命啦，我不得不去学农，我当了一辈子老农民，并深感自豪和骄傲。
       1977年我爸爸去世后，海粟兄给我写过一份长信慰问我、鼓励我；他去北京大学深造是我衷心的盼望和祝福，他到研究室不久，即将一本合编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讲话》寄给我。研究三农我相信永远是他的优势，但我没有给他及时汇报，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生产力经济学，后又重点突出了黄土高原开发治理研究，努力寻求可持续的研究方向。
       好领导、好老兄；千言万语，健康为要；万千祝福，保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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